煤炭产业如何发展有利“碳达峰”“碳中和”?刘中民院士：调结构

这里，他指的是宪法的本质，或者——更特定的说——宪法-特征。

包括担任监察官的条件？是否需要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监察官序列分为几级几等，如何晋升？监察官的福利待遇问题等。[22]于安：《反腐败是构建新国家监察体制的主基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

尽管在其他法律语境中也存在不同意旨的留置概念，但这些概念的外延内涵都相对清晰，适用领域也存在较大分别，因此不会存在混淆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国有企业由国家统收统支、统购统销，国家对企业享有全部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从《监察法（草案）》对留置的具体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措施的实质是将被调查者置于一个较为特殊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环境中进行调查，采用留置的概念能够从外观和形式上界定这一行为。[35]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规定的部分监督措施也应当适用于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8]推动和实现监察权的制度化，其作用不限于提高反腐败案件的处理效率和质量，更在于使制度成为反腐败的主要动力，实现可持续反腐败的目标。

但是，在旧有的行政监察体制下，行政机关作为一级政府的组成部门，仅仅有权监督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而无法覆盖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等机构的公职人员。吴建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的法理思考》，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11期。换言之，国家对于弱势语言保护负有给付与促进义务。

例如汉语方言教育资源的分配、广播电视领域的保障、濒危方言的拯救等等。根据目前文化产业促进政策及方言保护的实践，对方言文化产业的开发可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是演艺娱乐业。[20]参见《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第10号）。[21][英]苏•赖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陈新仁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25-226页。

毕竟，对方言的抢救既需要前往各地实地调研，又涉及到各类技术设备，需要专业知识，更要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是一项规模宏大的语言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语言沟通性和服务性功能的考量，为了消弭因方言各异给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历届政府均致力于普通话的推广工作。

[19]据此，通过博物馆将其收藏、保存的方言对观众开展教育和宣传，完全符合博物馆自身功能定位和《博物馆条例》的规定。[6]游汝杰：《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载《修辞学习》2006年第6期。（3）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通知要求播音员主持人除节目特殊需要外，一律使用标准普通话。

汉语方言是汉民族语言古今共同语（雅言、官话、普通话）的重要养分，有一定的价值与功能。通用语言可以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推动不同语言社区的交流，但保障沟通这一单纯功能所定义的语言是一种服务性语言，它不反映任何文化，因此也与超越沟通工具功能的文化性语言对立。本法不规定私人交往和宗教团体中的语言使用。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对以方言为载体的演艺娱乐产业的开发，不仅能增强作品趣味性，发挥地域文化特色与传统文化底蕴，还能提高方言使用率，扩大其影响力，增强使用者对方言的认同，消除方言歧视。因此，亟需构建方言保护的行政法机制。

方言保护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濒危方言保护。作为文化的载体，每一种方言都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方言的消亡会给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明遗产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行政法保护 【全文】 方言是指一种基于地域性或社会因素所发展的语言变体形式，具有特殊的词语和语法结构。【期刊名称】《行政法学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汉语方言 行政法保护 。借力《非物质遗产法》、《博物馆条例》等文化法律法规。（2）指导高校和区积极开展上海地方语言文化进校园活动。此种义务可以被视为德国行政法学家福尔斯托霍夫提出的生存照顾义务，即国家应当提供金钱、物质或者服务，以提高或者改善人民的物质或者精神生活的品质。（三）推广普通话过程中行政监管色彩过浓 我国当前的语言文字立法，重心在于推广普通话，为维护普通话的官方语言地位而过度限制汉语方言的使用，导致普通话推广过程中行政管制色彩过强。

最后，《非遗法》规定了非遗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权利和义务，并规定了政府应采取措施予以保障，而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是需要以语言的教育习得为前提的。（二）语言平等的应有之义 语言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语言所带来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与资源的差异，因而产生语言不平等。

方言文化具有非物质性，使得方言的传承与保护需要借助物质形态和物质条件，行政主体可以动用公共文化资源服务于方言传承、保护与复兴的物质条件建设。【注释】 [1]刘爱英、王培英：《论语言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对于通用语言，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推广与普及。（五）方言保护的物质条件不充分 在语言多样性理念引领下，方言作为非主流语言和边缘语言有其存在的功能和价值。

在方言保护实践中，消极地采取一视同仁的平等，而不是从尊重差异的角度积极提供弱势语言存续的物质条件，无异于缘木求鱼。另一方面，在国家语言治理视域下，可采取公私合作的契约式方言保护进路，[22]通过非正式协议、规范、市场机制、第三方监督、专家代理甚至正式的契约，就方言的记录保存、补贴资助、商业化使用等形成合作机制，从而增加各级政府、各地方言学者、各种方言母语者的责任心。（二）拯救濒危方言：扩容行政给付 当语言问题延伸到特定语言的存续以及语言族群间的实质平等时，弱势语言群体的主张就会涉及到国家对于特定语言的优惠待遇或积极权利的保障。2000年，国家颁布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好风凭借力，方言保护应被写入这部文化基本法中。[2]语言的发展、维持或衰落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

除博物馆外，档案馆、图书馆均能发挥大致相同的作用，在《档案法》的修订和《公共图书馆法》的起草制定过程中，皆可列入对方言的记录、保存、存档以及教育等静态与动态保护方式。方言文化并非专属于私人之财产，而是整个国家、汉民族和特定语言社区的公共财产。

（一）方言文化属性的特殊需求 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其存在的价值在于语言的文化功能。因此，应遵循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尽量选择柔性手段，对方言的支配与设限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防止构成过度干预。

[3]参见[法]海然热：《反对单一语言—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陈杰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9页。引入行政指导、行政给付等多样化行政方式。其实，语言的通用性与多样性并非势不两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只不过前者偏重语言的工具性功能，后者倾向语言的文化性功能。《非遗法》第三章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确认制度。

故而，除了现有的方言学术研究外，可以协同旅游、演艺等娱乐行业一道开展方言的商业化运用。《非遗法》的规定也包含了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

第一，方言文化的自主性。方言是特定地域人们共同生活经验的结晶，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

实际上，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重申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为方言使用保留了一定的空间。三、汉语方言行政法保护的具体路径 汉语方言的行政法保护机制，可区分为消极保护与积极保护两个层面：对方言译制片禁播令、学校处罚校园内讲方言等限制或禁止方言使用的行为作出限制，或曰放松行政管制，实际上构成了对方言的消极保护。